關於"文化部" 你該知道的八件事
來源：華夏經緯網 2012-06-14
2012年5月21日，文化部正式揭牌成立。儘管大環境不景氣、社會氛圍焦慮，從文化建設委員會升格而來的文化部，仍然成為矚目焦點。
從“文建會”走到“文化部”，事實上花費了24年的時間。1981年“文建會”成立後，原本被期待協調、統籌散落于各部會的文化事務，卻因編制人力、預算不足，政治生態長期將文化邊緣化的現實，使“文建會”逐漸成為執行業務的單位，無法有效進行跨“部會”協調、擬定文化政策。1988年時，臺當局首次拋出“文化部”組織的第一版架構，引起藝文界廣泛討論，此後卻歷經多次擱置、重提，例如，2002年時曾想改制“文化體育部”；2004年時有“文化及觀光部”的提議，這些提議分別在藝文界、體育界、觀光界的爭議下撤銷。
2010年，希望精簡政府組織，讓“行政運作”更有效率的“行政院組織改造法案”三讀通過後，有了法源依據的“文化部”于兩年後正式上路，下轄七個司：綜合規劃司、文化資源司、文創發展司、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人文及出版司、藝術發展司、文化交流司。
既然要精簡組織，“文化部”也就整並了：
從“文建會”升格為負有專責的“文化部”，代表的是為整體文化政策打地基、定方向，藉文化強化台灣地區競爭力。具體地說，就是讓文化從弱勢變成和其他部會平起平坐的地位，或是變成首任“部長”龍應臺自許的“柔性強勢”！
2. 巧婦能為無米炊？預算學問大
要錢、要人，是首任“文化部長”上任後面對的最大難題。《夢想家》事件後，大眾對文化預算怎麼編、怎麼花，前所未有地關注。馬英九競選第一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時提出“文化預算佔總預算4%”，因觀光併入“文化部”的前提未成立而沒兌現。
2011年，文化預算佔總預算的1.57%，較前一年度多0.06%，這個數字離龍應臺在2008年時發表的“台灣未來，一塊三毛？四大問就教于台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中所期待的“‘文化部’的年度預算要從0.38％提升到2%”，還有一段距離。
“文化部”上路，第一年預算編列160.8億（新台幣，下同），距離理想200億，也還一段距離。有距離的還包括人力編列，當局配置1247人，預算編完，還差172位人力。馬英九在“文化部”掛牌當天說，龍應臺善為巧婦無米炊，在“文化局長”任內募款能力強；但“文化部”因“法令”限制，不能向民間募款，龍應臺坦言，對爭取預算“有不好的預感”。
對於開源，過去龍應臺曾倡議，將彩券盈餘的10%用在文化項目。但依現行“法規”，此收入應用在社會福利和民眾醫療保健上，能否納入文化，尚須爭取修“法”。
目前，下年度文化預算還在編列中，對表演藝術界來說，關注的不只是未來資源能否提升？如何分配？更重要的是“經費使用情況能否透明化”，無論是還在檢調偵查階段的《夢想家》，或是未來的專案活動，都應清楚公開提撥內容。
3. 跨出去、合起來：“文化部”發揮效能的關鍵
過去，“文建會”最為人詬病的缺失是無法有效協調、統籌跨“部會”的文化事務。待升格為準“文化部”，漢寶德、朱宗慶等藝文人士曾為文表示，以相同的“部”層級溝通其他部，恐將更難進行協調、干預其他部轄下的文化業務。
對“文化部”是否延續“文建會”時“弱勢部會”的宿命，藝文界普遍持觀望態度，原因無他，台灣政治圈長期以來漠視文化，唯有關乎選情等政治利益時，才登高一呼，挾文化站臺，大吃文化豆腐。
龍應臺在5月24日的首次政策展望記者會上，列出未來“文化部”將跨出合作的“部會”與溝通內容，包括：
跨“部會“協調，要有嫺熟專業的文化事務官，如何在過程中降低溝通成本，也是一門學問。龍應臺在台北市“文化局長”任內，曾花三年半時間協調各處室，在實施公共工程時注重樹木的維護與保存。我們是否能期待，她有同樣能耐，為百年樹人的文化事業與其他“部會”持續斡旋？
4. “文化公民權”需要的“蝴蝶效應”
文化均富、社區總體營造、文化公民權、文化下鄉……從“文建會”成立至今，這些政策標語多所轉變，核心精神大同小異，訴求都是讓文化普及于全臺各區域，不讓文化生活、藝術活動成為都會居民的特定權益。
文化部”上路，推出的“施政”方向也首推“泥土化”，並參照《天下雜誌》的“319鄉”專題概念，定出“7835文化發展”，意指將文化深入推進全島7835個村落鄉鎮。龍應臺強調，施行上和過往的最大不同，在於“文化部”不再被動等待地方機構申請，而是主動尋找“領頭羊”的角色，協助其串連零散的團體，發揮整體力量。
龍應臺也以藝文團體下鄉巡演為例，未來將把電影併入其中，針對偏鄉學童民眾巡迴放映。此藍圖規模更宏大的，在於將“泥土化”和“國際化”結合，協助各地方政府與國際姐妹市進行文化交流，例如，讓台東與拉丁美洲的少數民族藝術家進行少數民族藝術交流。
“文化部”的目標固然充滿理想性，施行上卻有眾多問題必須克服。最關鍵的，在於無論村落或地方政府，領頭羊都需要一定的文化專才，以表演團隊巡迴各縣市鄉鎮的經驗，最常詬病的就是沒有專業人才居中協調、溝通，例如，劇團尋求進駐場所，卻遇到地方政府無負責專人而不了了之的狀況。
龍應臺深知人對推動文化的重要性，也曾期許文化部養出一群上位者怎麼換，都能穩健經營的文化事務官員，然除了台灣中央事務官，也須督導、強化地方文化基層人員的任用，將是未來讓文化在7835個村落生根最需要的“翅膀”。
5. 歸誰管，學問大：附屬“文化部”的表演藝術場館
台灣歷史博物館、台灣孫中山紀念館、台灣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台灣中正文化中心等五個文化館所，已于“文化部”上任後從“教育部”改隸“文化部”。目前“文化部”總計掌管19個附屬機關，如何統籌各場館文化資源？
龍應臺提出，“這些附屬機構在我們整合成‘文化部’之前，比較各行其是，比較沒有一個為總體的發展計劃去同心協力”，未來將為此19個場館規劃總體目標。
在這些場館中，引起表演藝術界關注的，首推目前正擱置在“立法院”的“台灣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亦即“文化部”5月16日發佈的組織架構圖中“台灣表演藝術院（原中正文化中心）”。
資深評論人王墨林認為，“表演藝術中心設置的條例”仍有許多模糊地帶，例如除了“兩廳院”和“衛武營”劇院，其他興建中的士林台北藝術中心、台中大都會歌劇院等，是否也歸表演藝術中心管？而掌握台灣地區表演藝術事務和資源分配，是否會讓表演藝術中心成為超級權力中心，又該如何避免資源過度集中的問題？
6. “文化部”＝文創產業的推手？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于2010年三讀通過，比照工研院幕僚、智庫角色的“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簡稱“文創院”）也即將成立，“文化部”亦設立“文創發展司”，負責文創政策與“法規”的訂定，以文化創意創價的重要性和發展趨勢已不言而喻。
然而，是否所有的文化創意都需“創價”？是否只有能創價的文化創意才被“政府機構”和“法規”認可，進而予以扶植鼓勵？更具體地問，“文化部”的“文創發展司”、“文創院”和台灣文化藝術基金會（“臺藝會”）未來如何分工？
龍應臺表示，具美學價值、追求原創性和卓越性的創作，由“臺藝會”補助獎勵，並將可能產業化的作品轉介到“文創司”。“文創司”則針對這類文化內容，建構經紀平臺、交易授權、文創咖啡廳（參考美國Kickstarter的創業平臺）等仲介體系。
“臺藝會執行長”陳錦誠則在日前表演藝術聯盟舉辦的“臺藝會的創新思維”座談中表示，未來一旦“臺藝會”的資源變得有限，獎勵策略上將不再“惠而普”，將以金字塔結構分配補助資源，“假設基層有100個、第二層15個、頂端5個」，經費均分三等份分配，而具有台灣地區競爭力、“能站上國際舞臺讓台灣地區被看見”的團隊，便是位居頂端者。
對藝文工作者來說，上述扶植鼓勵辦法，未對追求美學、原創卻不獲市場青睞的創作給予明確的保障，對鼓勵多元、原創作品是一大隱憂；而如何避免日後藝術創作者以商業思考引領創作，或是某些團體假藝術之名行獲利之實，也都是值得商榷之處。另一方面，“產值化”雖加強投資方與生產者連結，對於島內藝文工作者的薪資、社會福利、保障等等基本權益卻只字未提。以文化官員最愛援引的“文化大國”法國為例，除了政府有效擴大表演藝術市場，“表演藝術工作者薪資給付制度”更確保工作者的穩定成長；反觀島內藝文表演工作者（特別是藝術行政、幕後技術人員）的流動率如此之高，怎可能撐起產業所需的從業人口？
7. 誰才是“始作俑者”？藝術教育與人才培育
無論文化創意是否產業化，生產者／創作人才是個中核心。“文化部”施政規劃報告會上，龍應臺表示，“對創意的人口，我們有的思維是，為了要培植創意的人才，而去做所有挹資，而不是倒過來去看說，你這種創意是有產值的，我才願意投資，因此，在講產值化之前，我想要先說，對於創意人才的培育我們會有整套的整合辦法出來”。
如今整合辦法出爐仍需漫長時間，然而，島內早對藝術人才的培育多所討論。在“文化部”成立之前，邱坤良、朱宗慶等人都曾為文針對“高等藝術教育機構”是否從教育部改歸“文化部”管轄進行探討。
然而，即便將藝術大學改隸文化部，讓高等教育人才獲更集中專業的訓練，卻仍無法解決中小學直到現今仍未改善的藝術教育問題。師資人才不足、九年一貫教育新制無助降低升學壓力等因素，讓藝術教育始終未能在中小學真正“泥土化”。而培養藝術專才的藝術才能班，也因缺乏完善、長期、階段性的計劃，耗費不少學習成本。舉例來說，舞蹈班的學生因無完整配套的教學規劃，技術能力參差不齊，導致每升學到下一階段，教師都需從頭教起。
另一方面，當局對已育成人才也缺乏獎勵其繼續發展、成為專業工作者的辦法。如何取得“教育部”密切合作，把藝術實質普及于全台灣學生，將是“文化部”在推廣藝術教育上的艱巨考驗。
8. 台灣地區競爭力的籌碼：“文化部”與國際交流
“文化部”設“文化交流司”，意在進行全球文化佈局，內容涵括：推展影視音及出版產業國際通路、建立博物館跨域連結、推展線上多語文台灣文化“工具箱”、培訓國際文化事務人才等。龍應臺以“文化工具箱”為例，假設台灣參與國際電影節，可主動提供主辦單位一包含策展內容、主題規劃、已授權放映影片和邀請影人清單等全面性的工具箱，有助增進國際城市對台灣地區藝術創作更進一步的認識，也易於開展日後的合作關係。
以“司”層級擬定國際文化交流方向，展現了“文化部”高度企圖。文化不只對內有播育之責，也肩負對外展現台灣競爭力的重任，這點從“臺藝會”未來計劃重點扶植“能站上國際舞臺”的金字塔頂端團隊，亦可見一斑。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際運作上，“文化部”將以高達50%的經費投入兩岸交流，龍應臺也拋出“兩岸文化前瞻論壇”，期待與大陸就文化思維、政策進行討論與溝通。
在民間交流早已如火如荼進行之際，這樣的論壇能否成行、又能否延展出更具體的協商內容，例如，島內表演團隊前往大陸演出，經常面臨演出經紀公司品質參差、缺乏保障等千頭萬緒的問題，就看“文化部”的下一步，如何細膩佈局、具體實踐。
1. 從“文建會”到“文化部”，改的不只是名字！
2012年5月21日，文化部正式揭牌成立。儘管大環境不景氣、社會氛圍焦慮，從文化建設委員會升格而來的文化部，仍然成為矚目焦點。
從“文建會”走到“文化部”，事實上花費了24年的時間。1981年“文建會”成立後，原本被期待協調、統籌散落于各部會的文化事務，卻因編制人力、預算不足，政治生態長期將文化邊緣化的現實，使“文建會”逐漸成為執行業務的單位，無法有效進行跨“部會”協調、擬定文化政策。1988年時，臺當局首次拋出“文化部”組織的第一版架構，引起藝文界廣泛討論，此後卻歷經多次擱置、重提，例如，2002年時曾想改制“文化體育部”；2004年時有“文化及觀光部”的提議，這些提議分別在藝文界、體育界、觀光界的爭議下撤銷。
2010年，希望精簡政府組織，讓“行政運作”更有效率的“行政院組織改造法案”三讀通過後，有了法源依據的“文化部”于兩年後正式上路，下轄七個司：綜合規劃司、文化資源司、文創發展司、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人文及出版司、藝術發展司、文化交流司。
既然要精簡組織，“文化部”也就整並了：
- 原先的“文建會”業務
- 和“新聞局”掌管的出版、流行音樂、電影、廣播電視產業
- 原由“行政院研考會”負責的當局出版品業務
- 原歸“教育部”管轄的文化、展演館所。
從“文建會”升格為負有專責的“文化部”，代表的是為整體文化政策打地基、定方向，藉文化強化台灣地區競爭力。具體地說，就是讓文化從弱勢變成和其他部會平起平坐的地位，或是變成首任“部長”龍應臺自許的“柔性強勢”！
2. 巧婦能為無米炊？預算學問大
要錢、要人，是首任“文化部長”上任後面對的最大難題。《夢想家》事件後，大眾對文化預算怎麼編、怎麼花，前所未有地關注。馬英九競選第一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時提出“文化預算佔總預算4%”，因觀光併入“文化部”的前提未成立而沒兌現。
2011年，文化預算佔總預算的1.57%，較前一年度多0.06%，這個數字離龍應臺在2008年時發表的“台灣未來，一塊三毛？四大問就教于台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中所期待的“‘文化部’的年度預算要從0.38％提升到2%”，還有一段距離。
“文化部”上路，第一年預算編列160.8億（新台幣，下同），距離理想200億，也還一段距離。有距離的還包括人力編列，當局配置1247人，預算編完，還差172位人力。馬英九在“文化部”掛牌當天說，龍應臺善為巧婦無米炊，在“文化局長”任內募款能力強；但“文化部”因“法令”限制，不能向民間募款，龍應臺坦言，對爭取預算“有不好的預感”。
對於開源，過去龍應臺曾倡議，將彩券盈餘的10%用在文化項目。但依現行“法規”，此收入應用在社會福利和民眾醫療保健上，能否納入文化，尚須爭取修“法”。
目前，下年度文化預算還在編列中，對表演藝術界來說，關注的不只是未來資源能否提升？如何分配？更重要的是“經費使用情況能否透明化”，無論是還在檢調偵查階段的《夢想家》，或是未來的專案活動，都應清楚公開提撥內容。
3. 跨出去、合起來：“文化部”發揮效能的關鍵
過去，“文建會”最為人詬病的缺失是無法有效協調、統籌跨“部會”的文化事務。待升格為準“文化部”，漢寶德、朱宗慶等藝文人士曾為文表示，以相同的“部”層級溝通其他部，恐將更難進行協調、干預其他部轄下的文化業務。
對“文化部”是否延續“文建會”時“弱勢部會”的宿命，藝文界普遍持觀望態度，原因無他，台灣政治圈長期以來漠視文化，唯有關乎選情等政治利益時，才登高一呼，挾文化站臺，大吃文化豆腐。
龍應臺在5月24日的首次政策展望記者會上，列出未來“文化部”將跨出合作的“部會”與溝通內容，包括：
- 有許多“法規”待與“內政部”協商修改
- 11個海外交流駐點，需仰賴臺外事部門（和過去“新聞局”部署）資源
- 由於台灣歷史環境，許多古跡建物隸屬臺防務部門，未來“文化部”需和防務部門推動聯合資產保存與開放
- 需要“陸委會”共同推動與大陸文化產業、藝文活動的交流；此外還有與其他各部會的交流。
跨“部會“協調，要有嫺熟專業的文化事務官，如何在過程中降低溝通成本，也是一門學問。龍應臺在台北市“文化局長”任內，曾花三年半時間協調各處室，在實施公共工程時注重樹木的維護與保存。我們是否能期待，她有同樣能耐，為百年樹人的文化事業與其他“部會”持續斡旋？
4. “文化公民權”需要的“蝴蝶效應”
文化均富、社區總體營造、文化公民權、文化下鄉……從“文建會”成立至今，這些政策標語多所轉變，核心精神大同小異，訴求都是讓文化普及于全臺各區域，不讓文化生活、藝術活動成為都會居民的特定權益。
文化部”上路，推出的“施政”方向也首推“泥土化”，並參照《天下雜誌》的“319鄉”專題概念，定出“7835文化發展”，意指將文化深入推進全島7835個村落鄉鎮。龍應臺強調，施行上和過往的最大不同，在於“文化部”不再被動等待地方機構申請，而是主動尋找“領頭羊”的角色，協助其串連零散的團體，發揮整體力量。
龍應臺也以藝文團體下鄉巡演為例，未來將把電影併入其中，針對偏鄉學童民眾巡迴放映。此藍圖規模更宏大的，在於將“泥土化”和“國際化”結合，協助各地方政府與國際姐妹市進行文化交流，例如，讓台東與拉丁美洲的少數民族藝術家進行少數民族藝術交流。
“文化部”的目標固然充滿理想性，施行上卻有眾多問題必須克服。最關鍵的，在於無論村落或地方政府，領頭羊都需要一定的文化專才，以表演團隊巡迴各縣市鄉鎮的經驗，最常詬病的就是沒有專業人才居中協調、溝通，例如，劇團尋求進駐場所，卻遇到地方政府無負責專人而不了了之的狀況。
龍應臺深知人對推動文化的重要性，也曾期許文化部養出一群上位者怎麼換，都能穩健經營的文化事務官員，然除了台灣中央事務官，也須督導、強化地方文化基層人員的任用，將是未來讓文化在7835個村落生根最需要的“翅膀”。
5. 歸誰管，學問大：附屬“文化部”的表演藝術場館
台灣歷史博物館、台灣孫中山紀念館、台灣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台灣中正文化中心等五個文化館所，已于“文化部”上任後從“教育部”改隸“文化部”。目前“文化部”總計掌管19個附屬機關，如何統籌各場館文化資源？
龍應臺提出，“這些附屬機構在我們整合成‘文化部’之前，比較各行其是，比較沒有一個為總體的發展計劃去同心協力”，未來將為此19個場館規劃總體目標。
在這些場館中，引起表演藝術界關注的，首推目前正擱置在“立法院”的“台灣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亦即“文化部”5月16日發佈的組織架構圖中“台灣表演藝術院（原中正文化中心）”。
資深評論人王墨林認為，“表演藝術中心設置的條例”仍有許多模糊地帶，例如除了“兩廳院”和“衛武營”劇院，其他興建中的士林台北藝術中心、台中大都會歌劇院等，是否也歸表演藝術中心管？而掌握台灣地區表演藝術事務和資源分配，是否會讓表演藝術中心成為超級權力中心，又該如何避免資源過度集中的問題？
6. “文化部”＝文創產業的推手？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于2010年三讀通過，比照工研院幕僚、智庫角色的“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簡稱“文創院”）也即將成立，“文化部”亦設立“文創發展司”，負責文創政策與“法規”的訂定，以文化創意創價的重要性和發展趨勢已不言而喻。
然而，是否所有的文化創意都需“創價”？是否只有能創價的文化創意才被“政府機構”和“法規”認可，進而予以扶植鼓勵？更具體地問，“文化部”的“文創發展司”、“文創院”和台灣文化藝術基金會（“臺藝會”）未來如何分工？
龍應臺表示，具美學價值、追求原創性和卓越性的創作，由“臺藝會”補助獎勵，並將可能產業化的作品轉介到“文創司”。“文創司”則針對這類文化內容，建構經紀平臺、交易授權、文創咖啡廳（參考美國Kickstarter的創業平臺）等仲介體系。
“臺藝會執行長”陳錦誠則在日前表演藝術聯盟舉辦的“臺藝會的創新思維”座談中表示，未來一旦“臺藝會”的資源變得有限，獎勵策略上將不再“惠而普”，將以金字塔結構分配補助資源，“假設基層有100個、第二層15個、頂端5個」，經費均分三等份分配，而具有台灣地區競爭力、“能站上國際舞臺讓台灣地區被看見”的團隊，便是位居頂端者。
對藝文工作者來說，上述扶植鼓勵辦法，未對追求美學、原創卻不獲市場青睞的創作給予明確的保障，對鼓勵多元、原創作品是一大隱憂；而如何避免日後藝術創作者以商業思考引領創作，或是某些團體假藝術之名行獲利之實，也都是值得商榷之處。另一方面，“產值化”雖加強投資方與生產者連結，對於島內藝文工作者的薪資、社會福利、保障等等基本權益卻只字未提。以文化官員最愛援引的“文化大國”法國為例，除了政府有效擴大表演藝術市場，“表演藝術工作者薪資給付制度”更確保工作者的穩定成長；反觀島內藝文表演工作者（特別是藝術行政、幕後技術人員）的流動率如此之高，怎可能撐起產業所需的從業人口？
7. 誰才是“始作俑者”？藝術教育與人才培育
無論文化創意是否產業化，生產者／創作人才是個中核心。“文化部”施政規劃報告會上，龍應臺表示，“對創意的人口，我們有的思維是，為了要培植創意的人才，而去做所有挹資，而不是倒過來去看說，你這種創意是有產值的，我才願意投資，因此，在講產值化之前，我想要先說，對於創意人才的培育我們會有整套的整合辦法出來”。
如今整合辦法出爐仍需漫長時間，然而，島內早對藝術人才的培育多所討論。在“文化部”成立之前，邱坤良、朱宗慶等人都曾為文針對“高等藝術教育機構”是否從教育部改歸“文化部”管轄進行探討。
然而，即便將藝術大學改隸文化部，讓高等教育人才獲更集中專業的訓練，卻仍無法解決中小學直到現今仍未改善的藝術教育問題。師資人才不足、九年一貫教育新制無助降低升學壓力等因素，讓藝術教育始終未能在中小學真正“泥土化”。而培養藝術專才的藝術才能班，也因缺乏完善、長期、階段性的計劃，耗費不少學習成本。舉例來說，舞蹈班的學生因無完整配套的教學規劃，技術能力參差不齊，導致每升學到下一階段，教師都需從頭教起。
另一方面，當局對已育成人才也缺乏獎勵其繼續發展、成為專業工作者的辦法。如何取得“教育部”密切合作，把藝術實質普及于全台灣學生，將是“文化部”在推廣藝術教育上的艱巨考驗。
8. 台灣地區競爭力的籌碼：“文化部”與國際交流
“文化部”設“文化交流司”，意在進行全球文化佈局，內容涵括：推展影視音及出版產業國際通路、建立博物館跨域連結、推展線上多語文台灣文化“工具箱”、培訓國際文化事務人才等。龍應臺以“文化工具箱”為例，假設台灣參與國際電影節，可主動提供主辦單位一包含策展內容、主題規劃、已授權放映影片和邀請影人清單等全面性的工具箱，有助增進國際城市對台灣地區藝術創作更進一步的認識，也易於開展日後的合作關係。
以“司”層級擬定國際文化交流方向，展現了“文化部”高度企圖。文化不只對內有播育之責，也肩負對外展現台灣競爭力的重任，這點從“臺藝會”未來計劃重點扶植“能站上國際舞臺”的金字塔頂端團隊，亦可見一斑。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際運作上，“文化部”將以高達50%的經費投入兩岸交流，龍應臺也拋出“兩岸文化前瞻論壇”，期待與大陸就文化思維、政策進行討論與溝通。
在民間交流早已如火如荼進行之際，這樣的論壇能否成行、又能否延展出更具體的協商內容，例如，島內表演團隊前往大陸演出，經常面臨演出經紀公司品質參差、缺乏保障等千頭萬緒的問題，就看“文化部”的下一步，如何細膩佈局、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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