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博物館與公共博物館學

作者:王嵩山
來源:http://makingmuseum.tnua.edu.tw/emnews/40/columns/1218

臺灣的「新博物館運動」從國家博物館之建構，發展到形塑區域的、地方的博物館的階段。由於行政院文建會的推動，三一九鄉鎮不斷地成立地方博物館；縣級博物館也開始出現。相對於大型的國家博物館，地方社會通過獨特的自我發現與地方組織，參與建構當代臺灣的社會文化圖像。而蓬勃的全球博物館發展，也面臨極大的挑戰與危機；社會對博物館的需求，正從傳統的博物館、新博物館學、邁向公共博物館學（public museology）的實踐。

新博物館現身、「文化」成型（K. Message 2006. New Museums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不論是澎湖馬公的澎湖生活博物館、或是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沉重的帷幕已啟，邀人耳目的展示就位，摩肩擦踵的觀眾來了，未來將如何書寫自身的歷史、再現何種文化視野呢？縣級博物館中的博物館人，抵抗萬難、夙夜匪懈，為臺灣創造出一座座獨具特色的區域型博物館，緊接著要如何組織化的、持續的、具創意的活化這個人、自然與文化的居所呢？

博物館傳統、新博物館學與新博物館

臺灣的縣級博物館例如臺中縣的牛罵頭文化園區、臺南縣蕭壟文化園區、澎湖生活博物館、宜蘭的蘭陽博物館、嘉義市立博物館等都是重要的例子。不論以文化園區或博物館為名，臺灣的博物館運動從國家博物館之建構，發展到形塑區域的、地方的博物館的階段，也促成「新博物館」所塑造的「文化」。相對於大型的國家博物館，地方與區域社會通過獨特的自我發現與地方組織，重新定義自然與文化遺產、參與建構當代臺灣的社會文化圖像。

博物館參與社會文化發展的希望無窮，但地方與區域的博物館，還是不免會遭遇種種問題。例如，建館的定位不清、蒐藏政策不明，缺乏蒐藏品，推廣教育的活動不多、專業人員極少，沒有正式的組織系統，蒐藏、研究、溝通及行政空間等房舍設備明顯不足，展示多半是常設展而未有生動的特展，以及化約了博物館與地方社會的關係等。

新博物館學強調博物館的新取向。例如：一座博物館固然應該繼續保持其「蒐藏保存機構」的性質、也應轉型為「教育學習的組織」，博物館的經營應彰顯「地方性的特色」，館員從具有「反思性的角度」、「自地方發聲」看待展示、蒐藏、教育之目的，場所與藏品的管理強調「可及性」，提出「整合的脈絡觀」的情境式展示與教育規劃，重視「溝通的效果與功能」，博物館的運作和其他的社會制度或文化組織、研究機構重行合作等。

博物館保存倍受威脅的自然與文化遺產，物件與相關地方知識的積極蒐藏是重要的。地方博物館也應動員適當的人，通過物件、詮釋過去居民獨特的拓殖歷史與生活方式，並進而擬構出具有地方社會色彩的博物館展示與相關活動。這不但有可能將詮釋生活方式、生態、歷史的權力賦予當地居民，呼喚居民的地方認同，也使他者獲得認識地方社會的機會。地方博物館的表現，可以在地者的觀點、協助參觀者獲得有關過去、現在和未來如何勾連在一起的地方知識，強調與物有關的關係和過程的詮釋。換言之，地方博物館實踐的幾個主要途徑：

將支離於功能與意義之網的器物和生活方式予以新的詮釋，探索新的溝通形式，並把握整合、動態、反思、社會生活、地方性與地方產業等觀點。雖然如此，對Message（2006）而言，新博物館學還是重視陳舊的過去、物件或物質文化；相對的，「新博物館」或「後新博物館學」應該強調的是以「新性的想像（image of newness）」來秩序化和掌控其物件與空間（orders and controls its objects and spaces）。例如，New Caledonia 的Centre Culturel Tjibaou 和 New Zealand 的 Te Papa Tongarewa 便是。

事實上，早在1974年，國際博物館評議會修訂博物館定義，宣稱「博物館應該成為其所處的社會整合的一部分」，是服務於社會與促進社會發展的機構。這個新精神與其有關的文化民主觀念的推廣，成為地方博物館的出發點與業務的核心。此外，在地方、區域、國家和全球的層次，生物／文化多樣性都是一個歷史的與社會的實體。因此，各博物館應該反映其顧客所在地區的生物／文化多樣性，並積極的探索有關社區文化與經濟發展、地方意識、觀光事業、不同族群的認同和自我尊重的方法，促成獨具一格的具地方特性（locality）的社會文化發展。

文化多樣性、歷史與集體知識

當代博物館表徵一方面是博物館實體自我發展結果，博物館社群已不只將問題圈限在蒐藏、教育、展示之實務；另一方面，博物館呈現的方式受社會文化定義，是一種獨特的建構。英國社會學者John Urry（1996）在〈社會如何記憶過去〉短文中便指出：英國博物館所處的社會脈絡威權式的傳統逐漸瓦解，單一的英國文化不再存在，目前英國有許多「文化」同時運作。而越來越多新的遺產地點出現，其中許多是由挑戰過去統治傳統的熱情份子所建構的；這些熱情份子有助於市民社會的再造。所有的博物館 / 遺產都受到市場均質化力量的影響，並被攏絡到全球化與快速變遷的市場機制中。國家的蒐藏品，以及熱情份子所發展的地方蒐藏，成為全球休閒工業相互競爭的要素（在這個領域中流行隨時快速地改變）。正積極發展的臺灣博物館事業，多樣化的「國家型博物館」的建構尚在持續，對於「地方館」的想像已成為下一波博物館運動的主軸。

文化多樣性與地方視野（或者異他性）的興起，使大社會與博物館社群本身，從過去較隱微的觀點重新檢視博物館實踐的意義。地方館的想像雖然具有幾個可能，但很難脫離活的歷史與傳統，並刻意強調本土文化（不同於外來文化）、多元性（不同於單一性）、複雜（不同於化約）、美麗小世界（不同於數大為美）、地方生活（不同於精英生活）、實用的（不同於理論的）、情緒的（不同於理性的）、民主論壇（不同於權力與教條場域）… 等意象。

幾個國家博物館的疏失，如國立臺灣博物館的標本管理問題，簡化且不符現實生活狀況的原住民文化展示，以及故宮博物院的「發現臺灣：十七世紀的福爾摩莎」特展，漸漸地都受到挑戰。博物館異質性論述的主要問題是：博物館所建構出來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知識，到底是誰的？結論是通過何種過程獲得的？博物館學知識的目的是什麼、又有什麼意義？這些挑戰不但涉及詮釋權、所有權、權力與自主等觀念，也突顯出學院知識與地方知識的複雜關係。Robert Borofsky 的《製作歷史：Pukapukan 人與人類學的知識建構》（1987）一書，論證學院知識和地方知識兩者之間雖然相關但卻是很不一樣的範疇。

地方知識最重要的特徵，便是其在現實生活中的「實用取向」，要求知識運用於某種目的之上。地方的世界中，重視的是知識的實用性、對生存的意義，而不是追求和真實相符。由於對脈絡有感覺，所以他們的行為時常在改變、隨時勢而發展。地方知識的重點不會是「什麼意思」，而是「該怎麼做」。也因為知識的意義是存在於知識的目的裡，方法或手段便很重要。在地方的知識中，由於其認識問題及解決都是在某一種時間與空間的脈絡中運作，因此不但具有動態性、也展現對脈絡的敏感度；更因為重視事情如何發生，因此事情之間的關係和連續性便有其重要性。簡言之，其知識態度呈現出對於具體性及對意義的追求。相對的，學院的研究者排除掉時間變數而注重穩定性，所以他必須假設博物館社群是沒有時間的、不會變化的；同時，為利於掌握組織的特性，所以他必須要假設博物館組織是結構化的。此外，由於忽略變異及意義含糊的情況，早期博物館學更不去考慮個人的差異。

即使地方知識具有高的等質性實用特質，可是因為不同的社會文化傳統和歷史經驗，使不同的社會系統裡的集體知識具有其獨特性。相對而言，學院或博物館研究者的歷史知識，則是對一般知識進行廣泛的、意識性的、累積性的考慮。關於此點，Paul Connerton 的《社會如何記憶》（1989）研究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Connerton 區分兩種記憶的操作機制：合併的（incorporating）與銘刻的（inscribing），藉以處理一個社會傳遞過去的方式。合併的操作機制是透過身體的活動傳遞訊息，也就是說訊息傳遞只能產生於身體同時出現的時刻。相反地，銘刻的操作則是儲藏和搜尋訊息的機制（例如照片、印刷、字母、檢索表、錄音帶和日期等），這些機制捕捉、儲藏訊息，且即使在人類身體器官停止接收訊息很久之後還能留存。依照 Connerton 的概念，訊息傳遞的方式，從口語到書寫的身體技術（或從「地方知識」轉向「學院知識」），都是由合併機制轉換到銘刻機制，也都必須依賴不同的新知識能力。

依據前述的分析，博物館可能通過不同的主體建構出個人記憶、文化記憶、社會記憶等不同層次的地方史知識。因此，探索博物館與地方史知識的關係，我們不只要深入追究不同地域之博物館實踐樣貌與地方史的性質，也應理解不同類型的博物館社群，如何通過其既有的思考模式與技術關懷，詮釋資本主義和國家體系互涵的歷史性（historicity）。

博物館、全球化與地方性

每年才九月中旬，信箱裡往往已經擺著來自美國史密森機構的聖誕節精美郵購圖錄。有時候會有「求救信」；例如一封美國的非洲博物館來函，說明由於政府財政不支持、懇切的要求全球的原始藝術愛好者捐款。透過網路媒體與紐約時報，我們知道作為法國席哈克總統文化政績之一的「原初藝術博物館」，想要「彰顯前哥倫布時代世界各民族的藝術成就」，建築與館藏都耗費巨資，2006年春天在巴黎賽那河畔跟艾菲爾鐵塔長相左右。

近代以來，不但博物館數量大增、建築形式眩人耳目，博物館的多面向發展及其社會文化的關連性成為一個全球的社會現象。從早期的私人珍奇貯藏櫃、十九世紀的國家博物館、到龐大的史密森博物館群，從私人蒐藏庫到公共博物館，從學徒式的學習到網路的博物館教育，從產業工廠到生態博物館，從西方的資本主義體系（以及1980年代之後的「新自由主義」）到東方的社會主義體系，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組織之博物館運動，從西方社會開始繁衍，終而席捲了全球。新性（newness）、奇觀（spectacle）、他者性（otherness）成為商品化的重要角色（Message 2006）。

上述的趨勢顯現了某種博物館的一致性正在形成。世界性博物館建構，不但催化觀光客、跨國展示仲介、設計家與建築師、蒐藏家、研究學者等的人員流動，也引發了博物館學知識和技術的全球投資、研究發展和轉移（包括各種博物館學會活動、研討會與研習營），造成蒐藏品、資金和貨幣的跨國流通，通過強有力的傳播媒體擴張西方的世界觀。不過，人類學家A. Appadurai （1995.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提醒我們，全球化現象是複雜的和變動的政治經濟樣態，其核心問題是文化同質化與異質化之間的非互斥關係，博物館全球化現象尚隱含為數不少的社會運動和不穩定的游動社群所營造的行動空間和地方性的文化，因此我們必須處理的是博物館「全球化與地方化的過程」。

地方的或社區的博物館之重要性增加，並參與了社區賦權（empowerment）行動。許多大型的博物館則繼續開疆闢土，不只依舊擁有不可動搖的科學的或美學的知識權威，更通過其自成一格的蒐藏品發展成無可取代的博物館。伴隨可及性與公民文化權之要求，地方博物館巧妙的回應大型博物館的中央化與集中化的策略，轉而採取分散的論壇角色；相對於過去博物館對文化保存、形塑知識的興趣，這些博物館更關心如何增加經濟的收益，也更在意地方的、社區的、部落的主體性。雖然如此，從規劃開始便學步法國生態博物館概念的蘭陽博物館，依然受到臺灣文化的影響，採取一種微形中央階層化的組成模式，依靠政治而非市場原則來處理博物館事務與資源。

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博物館打破了館際與傳統博物館功能的限制，創造出自成一格的混血博物館文化（hybrid museum culture），既擴張博物館傳統的資料庫功能，也發展出擁有強大吸引力的多媒體呈現，更延伸出自成系統的電子商務。博物館一方面繼續執行傳統藝術與科學教育的功能，另一方面則改變其非營利事業的形象。博物館之定位、管理及其社會文化服務更為複雜。目前，政府急切的推動博物館的行政法人化、委外經營、公辦民營，一方面來自於中央政府財政短絀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臺灣技術官僚對文化全球化「合理性」反應之一。不只如此，以去地域化為邏輯的博物館全球化，也嘗試跨越國與國的邊界，創造博物館認同與參與機制，積極的吸收會員、博物館之友、贊助者的數量，建構一個以支持博物館之生存為目的社群系統。美國的Smithsonian博物館群、現代藝術博物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都是著名的例子。這些博物館，通過定期刊物、電子郵件、以及郵購圖錄創造文件以建構共同體。

過去單獨存在的博物館，現在有可能採取連鎖博物館的組成形式。古根漢美術館便以美國為基地、以全球為舞台，闡揚藝術品的市場價值。不過，全世界幾座古根漢美術館的成功與失敗，實受限於其地方條件。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得以聚集大量觀眾，本質上是在西班牙既有的文化遺產與觀光產業之結合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因此，雖然創造新形式的展示空間，塑造新的美術館體驗，展示、消費娛樂與城市發展的結合等經營策略，是二十世紀末博物館新思維。但在臺中設立古根漢美術館的行動，卻也連帶引伸出地方思考與政治的抗衡。在 Appadurai（1990）看來，古根漢美術館的籌建雖然創造資金和貨幣的跨國流通的財經地景（financescapes），實則涉及地方性的文化政治，要處理的是差異性極大的民族地景（ethnoscapes）與意理地景（ideoscapes）的議題。

博物館全球化體現博物館觀念及其社群的變動與混同。透過地方文化的多菱鏡式的詮釋，普遍的博物館全球化不但具有不同的面貌，也引發不同社會文化體系之積極或消極的回應，驅動不同地域的政治、經濟面貌，因此Appadurai（載：R. Fardon ed. 1995. Counterworks: Managing the Diversity of Knowledge.）認為：我們應該要積極研究地方性產製（production of locality）的不同因素。地方的／區域的博物館正是這類研究的基地。

結語：邁向公共博物館學

傳統的博物館功能走向新博物館學實踐，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影響，要求一種更貼近於世界現況、社會現實的公共博物館學的興起。

21世紀伊始，英國的博物館學會（Museum Association）便曾以「社會可以期待博物館 …」為發語詞，訂定了十項倫理範疇：一、受社會信託掌握蒐藏品，二、置焦於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三、鼓舞人們為了啟發、學習、愉悅的目的而探索蒐藏品，四、諮詢與內捲於社群、使用者和支持者，五、誠實地、且負責地蒐集各種項目，六、保護蒐藏品長遠的公共利益，七、體認製作、使用、擁有、蒐藏或授予蒐藏者的利益，八、支持自然與人類環境的保護，九、研究、分享與詮釋和蒐藏品相關的資訊並反映多樣化的觀點，十、檢視表現以便於求取創新和進步。（參見：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 2000）

新的博物館誕生之時，已如Robert R. Janes所說的「置身於麻煩纏身的世界」，無法自外於社會文化脈絡；而博物館所遭遇的問題是全球性的，包括：不安全的飲水與缺乏衛生、飢餓與營養不良、缺乏教育、疾病、貪污、林木濫墾濫伐、衝突、地利退化、貿易障礙、氣候汙染、人口：遷徙、自然災害、恐怖主義、財務不穩定、氣候變遷、婦幼生活情況、生物多樣性丟失、軍事擴張、洗錢、藥物、工作年齡的人口不足、缺乏智慧財產權等。處於社會文化與自然嚴峻情境之下的博物館，到底是能力求更新、與麻煩無關、還是受影響就此崩潰？（Robert R. Janes, 2009. Museums in a Troubled World: Renewal, Irrelevance or Collapse?）。答案當然是：博物館應更積極的回應相關的社會議題（例如：人權、健康、暴力、治理與正義等），因此公共博物館學（public museology）要能針對前述困境，運用博物館（蒐藏、展示、教育、治理）技術提出批判性的闡釋。

不僅如此，公共博物館學涉及更多的議題與觀眾，跨越既定的博物館學的學科界限，也涉及不同社會文化對公眾議題的理解與詮釋方式。將博物館視為提供包容性公共空間（inclusive public space）的公領域（public sphere），公共博物館學的目標是與更廣泛的觀眾、更深刻的社會關懷進行對話，不同文化脈絡中的新博物館實踐，便是亟需關心的議題。

◎ 本文作者為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院長兼博物館研究所所長